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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盛夏，上海沪西区新闸路一户普通居民家中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，紧接着十几名军警冲进屋内，将正在秘密开会的彭湃、杨殷等共产党员带走。消息迅速传到了周恩来手中，他既感到震惊又满腹疑问，因为会议地点只有白鑫一人知晓，其他人都是临时接到通知，情报怎会泄露？
“白鑫肯定是叛变了！这个叛徒！”陈赓咬牙切齿地说。
通过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们，陈赓很快确认了这一消息。国民党还在报纸上公开宣称白鑫已去南京“戴罪立功”。随后，被捕的彭湃等四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决。“必须严惩这个无耻叛徒！”周总理罕见地动怒。
就在这时，一名医生传来了重要情报：“我知道叛徒藏身何处！”
那么，这位医生究竟是谁？叛徒白鑫最终又遭遇了怎样的结局？
确认白鑫叛变革命的事实后，周恩来、陈赓及中央特科的同志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。彭湃等人被捕后，最初被关押在英租界的巡捕房。租界属于国民党势力较弱的地盘，虽然彭湃等人在这里过得不好，但尚无生命危险，这也给陈赓等人争取了组织救援的时间。敌人深知被捕者在共产党内的重要地位，因此几天后，彭湃等人被从巡捕房转移到国民党控制的上海警察局拘留所。
展开剩余83%蒋介石得知情况后，为避免事态拖延，命令上海军警加快审讯进度，并将彭湃等人迅速转移至淞沪警备司令部，明确表示若审问无果便立刻处决。党内潜伏人员及时通报了敌人的计划，周总理与陈赓商议后认为，从小北门拘留所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段押送路程，是唯一营救机会。由于中央特科武装力量有限，不具备直接劫狱条件，只能抓住押送途中的时机行动。
若错失此机，彭湃等人恐怕再难救出。于是，在押送当天，陈赓带领中央特科“红队”化装成电影公司，假装户外拍摄电影，准备待押送车辆经过时突击，将同志们从囚车中救出。
“红队”隶属于中央特科行动科，专门负责铲除叛徒和奸细，别称“打狗队”。队员皆是经验丰富的神枪手，且个个会开汽车，是中央特科中的精锐力量。每次行动他们几乎无往不利。红队拥有其他部门无可比拟的权限和装备，包括各类制式手枪、催泪化学手榴弹，甚至能迅速调配机枪。必要时还能利用经费直接从洋行购买枪械和物资，使其“打狗”行动所向披靡。
然而，这次陈赓带领红队营救时却发生了意外。为扮演电影公司户外取景的掩护，红队成员正忙于铺设摄像滑轨、架设摄像机。拍摄“道具”迟迟未送来，而这些“道具”实为此次行动的枪支弹药。眼看国民党军警即将押送囚车到来，却仍未拿到武器，队员们焦急不已。
终于，“道具组”开着摩托车赶来送枪，但陈赓打开箱子一看大惊失色——枪械刚出库，仍浸泡在厚厚的枪油中，根本无法立即使用。擦去枪油是个繁琐的工序，通常需将枪械放进大锅煮一煮才能彻底清理，但眼下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工具。无奈之下，陈赓让几名队员迅速转移到附近小房间，手工擦干净枪油。
然而，时间已非常紧迫。枪械还未擦干净，押送囚车就到了。国民党军警为防劫囚车，戒备极为森严，不仅囚车周围警卫森严，还配备数辆军用装甲车开路。即便红队队员手持武器，也难以保证能成功救人；更何况此刻他们赤手空拳，这场劫囚车行动几乎等同送死。
尽管陈赓和红队成员怒不可遏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囚车驶离，营救计划因此破产。失去唯一的营救机会，陈赓愤怒至极。数日后，彭湃、杨殷两人联名写下绝命书托人送至周总理手中，信中称他们精神状态尚好，狱中军警得知白鑫叛变后对其深恶痛绝，因而对他们待遇尚可，并叮嘱同志们保重身体，勿为他们悲伤。
读罢绝命书，周恩来和陈赓心如刀绞，但鉴于彭湃等人已被转押至守卫严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，凭数十名中央特科成员根本无法将人救出。1929年8月30日，饱受酷刑的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四人被押赴刑场，临刑前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声震人心，令旁观者无不动容。
四人壮烈牺牲后，周恩来和中央特科成员对白鑫恨之入骨。党内潜伏人员杨登瀛曾与白鑫接触，问其未来打算。彼时白鑫毫无悔意，反而妄想借赴南京出卖党的机密换取荣华富贵。情报传至中央特科，平素冷静的周总理罕见地发怒：“必须处决这个无耻叛徒！若任其逍遥，我们如何告慰牺牲的同志？党组织的安全又何谈？”
“打狗”任务迅速下达，陈赓指示潜伏的杨登瀛密切监视白鑫动向，及时报告变化。国民党反动派也清楚，彭湃等人遇害后，白鑫必然成为首个“打狗”目标，故对其保护极为严密。白鑫作为主动“投诚”的叛徒，国民党有意将其塑造成榜样，以引诱更多人叛变，因此暂时不打算将他弃置一旁。
于是，在彭湃等人被杀半个月后，《民国日报》发表新闻称白鑫于1929年9月12日已赴南京“戴罪立功”。不明真相者易被这烟幕迷惑，误以为白鑫已逃脱法网。实则白鑫从未离开上海，隐匿行踪极为隐秘，伺机待风头过后再赴南京。陈赓洞悉这一切，但白鑫行踪不定，红队虽想“打狗”却难觅踪迹。唯一的线索是白鑫患有疟疾，病情严重时必需看医生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
白鑫叛变前常去一家名为“达生”的诊所治疗，与医生柯麟关系密切。陈赓判断白鑫极可能出现在柯麟诊所，便在彭湃等人被捕的次日派人联络柯麟，托他留意白鑫动向。许多人不解，为何只是一位医生，却能被中央特科委托情报工作，难道不担心泄密？
事实上，柯麟不仅是名医，还是中央特科情报人员。他的达生诊所同时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，因此守候诊所即能守株待兔，等待白鑫现身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正当陈赓对白鑫行踪陷入迷茫时，柯麟传来好消息：“白鑫出现了，我知道他在哪里！”
国民党放出白鑫已赴南京的消息后，白鑫半信半疑，自觉安全，几天后带着两名保镖现身达生诊所。柯麟照常接诊，中途借口取药暂时离开，趁机联络中央特科人员。白鑫感到不安，趁柯麟离开时溜走了。
“他谨慎得很，不可惊动！他的病尚未痊愈，肯定还会来。”陈赓分析道。
果然，白鑫疟疾未愈，不信任他医，只能依赖柯麟。半个月后，白鑫电话联系柯麟，称病重难出门，恳请上门诊治。柯麟应允，未即刻通知中央特科，先探路确认安全。
柯麟携药箱前往法租界内一家大饭店的住处，见白鑫躺卧床上，面色蜡黄，明显被疟疾折磨。白鑫妻子和保镖在旁紧盯，柯麟为其注射针剂，开药，并闲聊。白鑫对谈及自身问题话题闪烁其词，围绕柯麟的诊所经营闲聊。最后，他慷慨拿出五百银元，作为医院赞助费。柯麟推辞后收下，当晚便将情况详告中央特科。
陈赓听闻汇报，压抑住激动情绪，说：“继续给他治疗，先稳住他。”
陈赓明白，白鑫如惊弓之鸟，必在租界内多处酒店辗转躲避，警惕红队侦察。这次看病既是试探，也是挣扎。他猜测白鑫随后必换住处，如贸然出击恐空手而归。
半个月后，柯麟再次接到白鑫电话，邀他上门诊治。果然，地点已变为法租界和合坊一处名叫范公馆的公馆。柯麟应邀前往，仅专注治疗，随后汇报中央特科。
“白鑫住在和合坊4弄43号范公馆三楼。”柯麟汇报。
陈赓大喜：“好！这次我们一同去看看他动向！”
为防上次失误，陈赓事先让红队成员备齐武器，周总理、陈赓等人全部伪装后前往范公馆附近。实地侦察发现公馆前后有重兵把守，难以渗入，只能等待白鑫外出寻找机会。
机会很快出现。白鑫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，深知红队追杀无处可逃，除非出国。因此，他打通国民党关系，准备赴意大利避难。但他不知一切行踪均在中央特科掌握，连乘船日期和航班都了如指掌。
1929年11月11日深夜10点，一辆汽车停在范公馆门前，保镖和佣人开始搬运物品，这一幕被埋伏在巷口的红队战士看在眼里。约11点，藏身数月的白鑫现身，身穿西裤灰袍，脚蹬皮鞋，依旧旧日模样。隐藏暗处的陈赓立刻认出。
白鑫被保镖护送向汽车走去，陈赓一挥手，红队冲出巷口，高喊“不许动！”枪声骤起。白鑫拔腿狂奔，保镖们拔枪还击，但在红队火力下瞬间被击毙。白鑫虽奔逃一段，却终被追击的红队射杀。
白鑫倒地后，陈赓夺过战士的冲锋枪，向尸体连扫数枪，直至头颅粉碎。至此，这位罪大恶极的叛徒终于伏法。
白鑫黄埔军校出身低息股票配资代理，后入共产党，任中央军委秘书，前途本应光明，却因糖衣炮弹诱惑背叛理想与革命，最终自毁前程。他的悲剧历程，成为后人警醒的深刻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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